帮会在抗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?
2016-11-27 19:19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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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帮会的抗日故事

《 中华读书报 》2016年11月16日16 版

  帮会植根中国社会已久,政党是近代中国的新事物。这两者的碰撞与结合,生出许多故事。《民国底色》一书,寓深刻的历史于生动的故事之中,将两者关系说得清楚,讲得明白。

  ——陈红民

  

  和中国一样的是,日本步入近代也是从痛苦开始的,只不过日本在苦尽甘来之后,就把曾经的痛苦移植到了中国身上,而且丝毫没有怜悯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步强盛,获得了伸手抢食的资格,而近邻中国的积贫积弱,给了日本一个很好的机会。甲午一战,日本改变了过去跟在列强屁股后面捡中国便宜的手法,它有了自己更为强烈的利益诉求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中日两国的矛盾升级到了侵略与反侵略的阶段。

  日本在三十年代的国策,是把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侵略之上,资源的匮乏、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潮流,都使日本把对外侵略当成了一种生存之道。

  日本的侵略对国民党统治形成很大冲击,不但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权威,还实际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步伐,当然,日本的最终目标是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。日本人的到来,并不像他们所宣传的那样,是要建设什么王道乐土,所以反抗侵略是大部分中国人本能的行为。只是,利益和生存却让不少人选择了当亡国奴,或是转而为日本人卖命。无论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,还是下层民众集合体的帮会,在面对抗日还是投敌的选项时,都出现了巨大的分化。

  帮会的口碑一向不好,这可以理解,毕竟干的事情大多不是什么正道,但在抗战这个问题上,多数帮会大佬的表现却是出人意料,他们的热情和决心甚至比一般官员都大,当然也有道貌岸然、卖主求荣的家伙。了解一下帮会在抗战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很有意思的。

  日本本想在中国重建属于他们的统治秩序,只是没想到长驱直入之后却颇为棘手。日军对占领区的控制,明显赶不上侵略的步伐,出现了不少权力真空地带。国共两党的游击武装还特别会钻空子,专挑日军薄弱的地方行动,搞得小鬼子焦头烂额。

  帮会作为长期游离于正统之外、生存于社会各个角落之中的群体,一到混乱时期,其头目容易召集人马,控制地方,甚至聚集起一股股武装力量,继而被各方政治势力瞧上眼。抗战时期,日本人和国共两党对于帮会的基本态度都是拉拢利用,共产党方面则会进一步改造帮会。当然,不听话的也会施以打击。换个角度来说,日本的侵略使得帮会又有了用武之地,可以大展身手,至于头目选择站在哪一边使劲,只能是人各有志了。

  上海沦陷后,黄金荣、张啸林选择继续留在这一是非之地,杜月笙先是去了香港,数年后又辗转到了重庆。三大亨正好选择了三条不同的路,杜月笙离开了他的老巢上海,为抗战效力。张啸林留下来,没有禁得住诱惑,被日本人拉下水。黄金荣呢,既舍不得抛弃自己辛苦打下来的家业,又不愿为日本人做事。如果离开,意味着将来有可能一无所有,同时他又怕投了日本人,不但会被人看不起,还极为有可能死在军统的手上,毕竟身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黄金荣只好选择两边都不得罪,老实待在上海,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只管吃喝看戏抽大烟。日本人一有事找他,他就打哈哈,说自己年老体弱,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黄土,无能为力。

  不过,黄金荣不与日本人合作,暗地里也在支持军统在上海的行动,也算是间接站在了国民党一边。他之所以能躲得过日本人的纠缠,多半是因为他有徒弟在为日本人做事,说得上话。黄金荣用的还是帮会的老一套手段,刀切豆腐两面光。

  帮会成员能够参与抗日,是因为有很多因素影响他们。第一条应该是对“忠”“义”观念的追求。进入民国后,帮会的许多规矩逐渐变形,但帮中的很多传统观念却依然保存下来,并在某些方面继续发挥作用。第二条可以说和其他老百姓一样,国破家亡,不反抗更待何时。帮会中的一些大佬能够抗日,也是个面子问题,怕别人骂他们不仗义,被别人指指点点。当初“反清复明”,洪门讲的是忠心义气,把满人当作异族看待,非要“驱除鞑虏’不可,现在倭寇欺负到家门口,同样要发挥民族大义,奋不顾身,勇往直前。青帮讲究“义气千秋”,也是这个理。

  除了忠义观念和民族危机的契合之外,帮会抗日,也关系到利益的问题。和普通百姓不同,帮会利益是和国民党、资产阶级纠缠在一起的。1932年十九路军和日军打仗的时候,青帮很积极地为国军摇旗呐喊,其中就不乏自身利益的考量。他们知道,上海一旦落入日军手里,国民党这棵大树倒下,青帮的好日子也就结束了。提倡国货,抵制日货,是杜月笙将生意和爱国热情结合起来的常用方法,不但能够赚个爱国的名头,还可趁机多挣点钱。所以,在“一·二八”抗战时,史量才、王晓籁和杜月笙等一众人物,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协会参与抗战。他们的热情比许多国民党官员可高多了,不仅大力支援十九路军,救护伤兵,天天叫着要老蒋振兵增援,而且搞得越来越像市政府一样,救济难民,维持治安,保障经济秩序。稍后,维持协会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,因会长史量才被暗杀,杜月笙被选为会长,他对抗日依然不敢马虎,在日本进逼华北之时,不断从物质上、精神上支持中国军队。1936年11月,傅作义在绥远和日本人打了起来,地方协会联合上海其他团体,先是筹措十万元送到前线,然后又派黄炎培、陆京士等人乘坐张学良的专机,飞到绥远慰问,鼓励前方将士为国效力。

  在抗日战争中,帮会及其武装作为民间的或半民间的力量不容忽略,投靠日伪的帮会及其武装固然不少,但更多的是抗日的。后者凭借以往拼勇斗狠的技能,参加军队,参与暗杀,或是组建自己的武装。无论是在敌占区,还是大后方,总能看到帮会活跃的抗日身影。帮会的抗日行动,大体分拿枪上前线和支援大后方两种,出钱出力,形式多样。

  帮会组建联合社团是他们常用的法子,人多力量大,一发号召,就算募捐也能凑个大数。而且,随着抗战进程日渐艰难,国民党对帮会组团的限制比以往要宽松很多,不像刚开始那么较真。况且日伪方面为了拉拢帮会,金钱、位子什么都舍得给,明显比国民党大方。面对这种情况,国民党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特殊措施,积极引导帮会的抗日热情。

  二十年代成立的洪帮五圣山,最初目的是反对北洋军阀,从“九一八”直至抗战时期,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和日本人较劲。总山主向海潜尤其活跃,东奔西跑,又是联合筹款,又是拉起队伍,要不是蒋介石压着,他会做得更多。

  1934年,在上海的几个五圣山会员,打算筹备一个新的洪帮山堂,主要目的就是反对日本侵略,特别针对东北的伪满洲国。该山堂的几个创会人,韦敬周、杨保璜、徐逸民、范文藻,都是社会名流,有头有脸有地位,韦敬周是财政部上海造币厂厂长,徐逸民是著名外科专家,范文藻则是建筑师。他们将名字定为“五行山”,找来老资格的洪帮前辈汪禹丞做山主,汪禹丞当年曾经跟孙中山一起干过革命。

  1935年“五行山”正式成立时,因为是在上海,为了确保安全,徐逸民特地和黄金荣打招呼,要他多加照应。“五行山”用的开山仪式还是洪帮那一套,但从其中内容可以看出,他们是奔着打日本人去的。在“五行山”订立的十条洪帮纪律中,只有两条和日本人没有直接关联,其余八条,不是打鬼子、收复满洲,就是铲除汉奸、反抗侵略。洪帮中的纪律早有成规,不能随意篡改。现在为了对付日本人,他们与时俱进,做了新的修订。后来共产党方面在苏南茅山一带利用青帮,大开香堂,也制定了诸多抗日帮规。“五行山”组成之后就开始忙于上海街头的各类反日活动。像“五行山”这类洪帮山堂还有不少,如“太华山”“天龙山”“长白山”“群贤山”等等,不一而足。这种社团单个来讲是联合性质,一般情况下互相之间并不是统一行动,但遇着重大活动需要相互支援时,也能走到一起。

  全面抗战爆发前,“五行山”的抗日活动主要是进行募捐,这类帮会团体做得最多的,就是募捐钱物,支援正在华北和日军打仗的国军,以及受灾的百姓。帮会有人脉关系,做这种事情比较方便。

  “五行山”的一个首领崔锡麟在上海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时,曾经担任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,专职工作就是募集钱款,他先在社会中募得大洋,然后托人购买军需物资,再送到前线。仅一个月,经崔锡麟押送的物资就有二十多卡车。青帮方面的杜月笙也经常干这项工作,那些十分紧俏的药品、医疗器械,不少都是由他设法筹集送到军队手上的。不过,这种筹钱、筹物的活并不好干,拿筹钱来说,兵荒马乱,到处都缺钱,普通百姓也想留点钱防身,帮会便借助自己的社交圈子,软硬兼施,或可从富商大户那里弄来一些,可也不是那么顺利。其次就是买东西,战争时期,战略物资十分紧缺,除了要花高价钱之外,还必须有一条可靠的渠道,有时候为了保证安全,还需要重兵押送。

  直接参战也是帮会为抗日效力的常用手段。帮会成员参军具备先天优势,太平天国时期的洪门不必说,清末民初之时,洪帮青帮也都有积极参军的传统。不得不说,帮会的武装力量,虽然没法和正规军比,但比普通百姓强多了。

  1937年,戴笠请求蒋介石批准组建一支游击武装,作为国民党正规军的补充,在敌后给日本人制造麻烦,杀汉奸,扒铁轨,烧仓库。蒋介石明白戴笠自己想搞一支部队的小算盘,但迫于形势的发展,还是答应了他。

  当时正值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,中日军队在上海鏖战正酣,蒋介石提了一个条件,要戴笠想办法在一个月内拉起一支一万人的武装,直接参加战斗,否则免谈。如果不是杜月笙帮忙,戴笠的想法只能化为泡影。杜月笙利用青帮中的关系,又找了他的几个徒弟帮忙,很快就组建了由工人和帮会成员构成的部队,连一部分武器都是杜月笙他们凑钱买的。这支部队,就是后来在抗战中颇有争议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,即忠义救国军的前身。后来很多人知道忠义救国军,是通过一部叫作《沙家浜》的样板戏,剧中的两个主角——当然是反面角色——就是忠义救国军的军官。不管《沙家浜》如何描绘,抗战中,由军统指挥、帮会为主要成分的忠义救国军还是出了大力气的。

  帮会的抗战故事谈不上轰轰烈烈,他们多半扮演着从旁协助的角色,但这丝毫不影响帮会的抗战热情。海外洪门一向关注国内的政治动态,他们的抗日态度很是鲜明。洪门支援国内的手法主要有:一是动员海外华侨与洪门兄弟回国参战;二是发动募捐,捐钱捐物,就像当初支持孙中山搞革命一样;三是利用洪门关系掩护抗战人士,特别是致公党(包括致公堂、安良堂等堂口)的香港总部,简直成了国民党的地下交通站。

  洪门大佬司徒美堂,一直关心国内政局,对反抗日本侵略更是尽心竭力,为了筹集军饷,他甚至辞去其他职务,专门负责募捐。经他手中募集的华侨捐款就有五千四百多万美元,认购的国债更是多达数亿,比起辛亥革命那会儿,洪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的时候,司徒美堂甚至带着捐款和物资亲自从美国赶来,送到他们手上。司徒美堂从一开始就主张抗战到底。如果说,国内帮会的抗日行动还可能掺杂其他利益因素,那么海外洪门的举动则基本没有这方面的动机,华侨远离故土,深知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。

  不管怎么说,帮会成员也是中国社会的一分子,在遭受日本侵略的时刻,本着民族大义和保家卫国的心态,大多数帮会大佬和会众,愿意响应国家号召,共赴国难,甚至有的时候比国民党都坚决。

  抗战属于非常时期,有人愿意吃糠咽菜,也有人只想着喝酒吃肉,至于跟谁吃,那就不在考虑范围了。帮会在抗战时期的分化,人品是一方面,客观环境也是影响因素。就算帮会中人不想投敌,日本人也会主动凑到跟前,拿糖果诱惑,拿手枪逼迫。见风使舵,见利忘义,也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处事原则,待在占领区的帮会大佬及其徒众,很多人就经不住软磨硬泡。

  投敌的帮会分几个层级。有的成员是出于生存的需要,被逼妥协,尽管有日本人撑腰,也没做多少伤天害理的事。还有人虽然跟着日本人,心里却惦记着国民党,这类双料人物,不但替日军做事混饭吃,在国民党需要的时候,也会把日军的情报泄露出去,国民党在占领区制造麻烦,通常有他们的份。这一类人在日本快不行的时候,尤其众多。当然,还有一些是铁杆汉奸。

  过去依靠着国民党要人与租界洋人的庇护,帮会的日子过得还挺滋润,但无论如何,帮会的寄生性及其底层社会的出身,都不能让他们真正实现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夙愿。他们普遍有着上等的人脉和金钱,却过着边缘化的生活,自然心里觉得憋屈。除了像黄金荣、杜月笙之类混出头的老大以外,他们就是想组建个帮会社团,国民党都要推三阻四。现在要命的是,日本人来了,国民党撤了,要么留下来跟着日本人,要么跟着跑到大后方,继续受国民党的气。如果选择离开,就要抛弃他们曾经的买卖和生活,多年的经营都将付诸东流。所以很多怀抱忠义之心的帮会中人,选择了后撤,也有一些见利忘义之徒选择了投敌,当然,还有不少留下来的人也许是无可奈何。投敌的帮会大佬,也想着借日本侵入的机会,趁机扩展势力,打出另外一片天地。只不过,他们得到的东西,不仅不干净,而且极其短暂,日本人败走,他们的汉奸罪名也印在了身上。

  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,上贼船的帮会大佬越来越多,献媚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,但万变不离其宗,基本都是以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发展的名义,成立一些新的帮会联合组织,帮助日本人进行奴化教育,维持统治秩序,抢夺战略资源,其中尤以天津、山东、江苏和上海的帮会最为活跃。日本搞“华北五省自治运动”的时候,就动用了一些帮会组织为他们摇旗呐喊,甚至拉起一些有帮会成员参加的汉奸武装,本着先占先得的原则,造成既成事实。

  “中国内河航运公会”就是日本和帮会合作的一项“杰作”,其总部设在北平,最早成立的是“天津内河航运公会”,以后日军打到哪里,航运公会的旗子就扛到哪里,山西、山东、河北等地都有类似的分会。青帮原本就与水运有着紧密联系,日本人就利用他们为军事和民用运输保驾护航。青帮对这方面的业务十分熟悉,哪里会遇到麻烦,什么人该怎么对付,路数一清二楚,换做其他人还真不一定能干好。日本占领天津,刚开始组织水运时,虽然有水警护卫,但时不时就会有劫道的出现,自从青帮参与其中,情况明显好转,这也是日本人在各地成立航运公会的初衷。后来,日军不仅在水路运输方面有相关的护卫组织,甚至铁路沿线的治安也让帮会帮忙协助。这类保护运输的活,帮会比较乐于为日本人效劳,因为走一趟能捞不少钱,如果再夹带私物贩卖,又能多赚一笔。

  帮会的寄生属性和立场不坚定,让不少沦陷区的帮会大佬最终倒向日本人的怀抱,他们以原本拥有的关系网和实力,为日本人卖命,在帮会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。

  以前帮会和国民党有某些不对头也就罢了,现在有人当上汉奸,和全中国人作对,那就没什么好说的,反正得有人横尸街头了。抗战时的暗杀汉奸,所在多有,基本都由军统负责。

  名声越大,投敌之后被暗杀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拿汪精卫来说,搞了半辈子革命,孙中山先生器重有加,还曾打算让他接班。后来他一直被蒋介石压着,心中憋屈,终于投靠日本人,当了最大的汉奸。还在抗战前,由于汪精卫不断向日本靠拢,蒋介石反复劝说,条件可以谈,但不能做傻事,可汪精卫最终还是在抗战期间上了贼船。蒋介石心想,既然如此,那就要想法除掉此人。

  军统在沦陷区一般都设有自己的秘密组织,专门负责策反、暗杀、搞情报。对汪精卫的刺杀由蒋介石亲自下令,戴笠指挥,前后共计四次,每次都是费尽心思,但汪精卫运气实在好得离谱,每次暗杀都被他侥幸逃脱,当然也把他吓得不轻,最后还是死于1935年被人行刺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(那次应该属于王亚樵的个人刺杀行为)。

  帮会头目跟着日本人混事,是有很多好处,但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被军统偷偷干掉。黄金荣打死不投敌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担心自己前脚刚迈进日本人的大门,后脚要命的就跟进来了。

  抗战时期,被暗杀的汉奸很多,其中有帮会身份的不少,张啸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。

  张啸林是浙江宁波人,进过武备学堂,后来结识季云卿,随他来到上海,拜青帮“大”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。张为人做事,敢打敢拼,是个狠角色。他和江浙一带的军阀很是要好,靠着这棵大树,逐渐在上海的帮会中站稳脚跟。在生意方面,他利用军阀的关系,为杜月笙、黄金荣的鸦片贩销提供安全保障。混着混着,三个人的名头越发响亮,特别是“四一二”政变后,他们与国民党携手并进,不断扩展势力,三人成了上海滩鼎鼎有名的“大亨”。

  他们虽然是把兄弟,但矛盾却不见得比一般人少,尤其是张啸林比较郁闷。黄金荣出道早,站在他前面理所应当,杜月笙的发迹蹿红却让他心生嫉妒。作为三大亨的最后一名,张啸林觉得自己一直被他们压制着,喘不过气。以前有军阀撑腰,还能趾高气扬一把,后来军阀走了,蒋介石来了,想盖过黄金荣和杜月笙就没戏了。日本人侵入上海,张啸林看到了新的希望。

  严格来讲,张啸林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投敌的打算,他身上也有着帮会大佬不愿投敌的因素,甚至开始的时候还没少干过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,抵制日货的时候他积极参加,甚至当国民党敌后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时,张啸林还是其中一位委员。张啸林之所以做这些,也是形势使然。至于他对国民党、蒋介石的感情,远没有杜月笙他们那样深厚。当初,张啸林的儿子从海外留学归来,他有意想让他走入官场,张啸林以为凭着他曾经为蒋介石卖过力气的关系,应该是没问题的,没想到蒋介石不卖面子,让张啸林碰了一鼻子灰。帮会的抗日或是亲日,除了看是否能够坚守民族道义之外,一般是以自身利益为取舍的,后者也是帮会的固有思维。上海沦陷之后,张啸林开始盘算自己的最终去向。

  蒋介石为了防止三大亨给日本人做事,曾经极力劝他们去香港避避,杜月笙先有些犹豫,最终还是听从了劝告。黄金荣认为自己年纪太大,经不起折腾,但他向蒋介石保证,不会给党国添麻烦。张啸林也已经拿定主意,有奶便是娘,管他是日本人还是国民党。张啸林首先想到的是求官,可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,也许是他胃口太大,也许是一时间没有适合的位子。

  既然从政不行,那就另辟门路。张啸林投靠日本人后,带着手下门徒组建了“新亚和平促进会”,表面上是做宣传活动,宣扬什么中日“共存共荣”之类,实际上,促进会的主要业务是替日军征购军需物资,棉花、粮食、药品,只要是打仗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运,这样既能讨好日本人,又可以趁机发横财。由于张啸林表现突出,日本人终于决定给他一个当官的机会,任命他为“浙江省省长”。

  经过一段时间,张啸林发觉自己真是尝到了甜头,黄金荣和杜月笙不在的日子煞是自在,如今还可以回浙江老家当父母官。可以说,除了军统几次不成功的暗杀之外,张啸林的汉奸生涯过得还算顺当。

  张啸林是上海青帮大亨,他的投敌,可谓影响恶劣。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,遂有命令戴笠干掉张啸林之事。戴笠安排上海方面的军统负责人陈恭澍,专门成立一个针对张啸林的行动小组,组长由陈默担任。可是杀了张啸林几次,不是被他躲开,就是有人成了枪下冤魂。等到张啸林被任命为“浙江省省长”的消息传出,张啸林又一次出现在军统暗杀名单的显要位置。不过,此时再想对他动手,无疑比以往更有难度,因为他已经学乖,尽量待在警卫森严的大宅里,不出门。俗话说,你有张良计,我有过墙梯。张啸林再不死,军统上海站真的越加没有面子了。最终,军统设计,既然你不出门,那我们就主动到你家去,也就是从内部着手,结果张啸林。

  林怀部,原本是上海法租界的一名华捕,枪法奇准,他的父亲曾在北洋军队里当过差,和张啸林有点交情。在张啸林司机阿四的介绍下,林到张宅做了门卫,后来被张啸林看上,当了贴身保镖。陈默经过调查,把内线人选锁定在了林怀部。主动搭上后,陈默先进行心理战,对林怀部晓以民族大义,劝他改邪归正,并且告诉他,日本人快不行了,军统的决心与能耐,大家都是知道的,难保不连你一起杀。当然,陈默接着又给他指出一条明道,只要杀了张啸林,其他的都好说,不但汉奸的名声没有了,而且保证安全,另外还有五万大洋奉上。几番试探之后,陈默成功策反林怀部,由他直接找机会刺杀张啸林。

  刺杀张啸林并没有特别周详的计划,全靠林怀部自己把握,陈默负责打探消息,定下日期,林怀部则见机行事。

  1940年4月18日,张宅有客来访,张啸林在楼上与客人谈话,林怀部在楼下盘算着如何结果他的老命。本来,林怀部打算守株待兔,等张啸林出门送客时下手,谁知客人聊了半天,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林怀部心想,如果再不动手,恐怕就没机会了。正巧阿四在擦车,林怀部心生一计,借口请假,和阿四吵了起来,终于惊动了张啸林,他从楼上探头骂了两句,林怀部迅速掏枪,击中张的头部。众人还在惊诧之时,林怀部急忙跑上楼,查看张啸林是否已死,顺带把他的客人也给干掉了。张啸林的几个保镖围了过来,鉴于林怀部的枪法,没人敢动手,法租界的巡捕也适时赶了过来,把杀人的林怀部带走。后来,林怀部一口咬定,之所以杀张啸林,全是因为他们性格不合,产生矛盾,他气上心头,才动了杀机。林怀部凭着这份口供躲过了日本人的纠缠,被判十五年监禁,在抗战胜利后释放。

  除了张啸林之外,被军统暗杀的帮会头目不在少数,上海的尤其居多。抗战时,国民党对待帮会是泾渭分明,只要不添乱子,老实做点事,国民党也就不怎么理会他们;对于投靠日本人的帮会中人,那自然是不客气的,一旦上了黑名单,就在劫难逃了。

  (本文摘自《民国底色:国民党与帮会的恩恩怨怨》,刘平李国庆著,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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